阅读笔记07

   6. 数据与隐私
    在信息时代，每一个数据、每一个字节，都是构成一个人隐私的血肉。信息加总和数据整合，对隐私的穿透力不仅仅是“1+1=2”的，而是大于2的，因为数据加总后，知识会向多维度发散。“中央数据银行”是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它面临的不是建与不建的问题，而是何时建、怎么建的问题，从规避道德等风险和隐患的角度，政府主导更为妥当。
    7. 后信息时代
    MIT的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总结了后信息时代的几个特点：一是信息变得极端个人化，在后信息时代，每时每刻，都有大量的信息在产生、在流动，但这个时代已经有很强的信息细分能力，虽然有海量的信息在流动，但个人接收到的涓涓细流都是量身订制的；二是计算机能记住个人的细节，机器对人的了解程度将不亚于人对人的了解程度；三是时空障碍将被打破，人们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工作和合作。他还认为个人将在后信息时代获得更大的解放，国家的权力将更加分散、国家之间的界限将更加模糊。
    徐先生认为：“在大数据时代，信息和数据是最重要的资源，一旦信息自由、数据开放，就意味着信息和每一个公民之间都是等距的，而且中间没有层级的过滤。数据的开放和流动，就代表着知识的开放和流动、代表着权力的开放和流动，这种开放和流动，是多中心的、水平的。在这个时代，社会的主体结构将从“分层”转向“结网”，在网状传播力量的不断冲击下，个人的主体价值将得到前所未有地张扬，集中在政府的权力将开始分散，权力的最终流向，是社会、是大众、是一个个独立的公民个体。”
    我以为，正如上述二位所说，互联网与大数据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或说扰动了人类社会的构成方式与组织形态、社会团体的集结方式、群落间的交互方式，国家的边界也被弱化，分层转向结网确是趋势。然而，由于个体对于信息、知识、权力的认知和处理能力存在差异，必将再经历从结网到基于各个网络重新分层的过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这是人类社会的必然走向。权力分散与集中的不断转化、社会分层仍是社会演进的常态，不会因为大数据而改变。
    8. 中国人为什么不重视数据？
    涂子沛先生在“尾声”一章中试图从我国历史文化与国民性角度分析我们为什么不够重视数据的力量，他认为中国人是一个“漠视精确”的民族，中国人分不清“伦理”之“理”与“物理”之“理”，正是因为这种文化上的不足，科学最终在西方国家起源。这些观点我是基本认同的，虽然诚如许倬云先生在序言中所说：“从历史上看看，无论中国和西方，任何国家发展到可以有一个复杂文官系统管理以后，没有不依照数据来治国的”，但坦率的讲，中国的历史文化确实更强调“道”与“势”，即某种形而上的规律，不求具象认知相关事物，也就少了对数据的重视。现在高数理要求的义务教育、应试教育通过强化大家的数理逻辑思维，可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上述文化观念方面的短板，应当说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9. 书中其他有价值观点摘录如下：
    a. 巴布森学院的托马斯·达文波特认为要做到“低成本、高效率”的运营以及决策正确，企业必须广泛推行以事实为基础的决策方法、大量使用数据分析来优化企业的各个运营环节，通过基于数据的优化和对接，把业务流程和决策过程当中存在的每一分潜在的价值都“挤”出来，从而节约成本、战胜对手、在市场上幸存。
    b. 经济学家斯蒂格勒提出了“信息不对称理论”，该理论指出，掌握信息多的人，在社会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而信息贫乏的人，则处于不利的地位。前者可以通过向后者有偿转让信息来获取利益；无偿出让，则收获“善意”；只有信息自由流动，各方掌握相同的信息之后，彼此才能建立完全的信任。因此，把信息公开仅仅解读为公众对政府一种单方面的监督，是狭隘的、片面的，信息公开也是政府的一种自我保护。
    c. 一个信息开放社会给不理性的人带来的问题是，可能导致他“信息过度窄化”，例如，信息开放的时候，一个偏激的人更容易找到同类，然后放大异常，会变得更加偏激，而在一个信息流动没那么快、相对封闭的时代，偏激的人像是一个“孤岛”，他更有可能会怀疑自己。仔细观察信息时代中的人的境况，你会发现知识水平越高的人往往越顽固，这是因为他更知道怎么去获得支持自己的信息、形成自己的气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