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

全书前半段描写的是工作伦理论被推行的原因 ，后半段探讨了福利国家和资本国家对于穷人的态度，最后描写了全球化下工作伦理从生产型社会过度到消费型社会的概念演变，和大众对于新穷人态度的转变。

启示

对于我的启示在前几章是最多的，尤其是现代人面临的几个问题，为什么现在工作对人塑造的身份认同没有父辈那么强烈，为什么现在工作会直接反映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为什么社会环境对于gap期容忍度非常低，读完以后对于上述问题就有了体系化的认知。补充的思考儒家文化圈对于人必须有远大理想不断进步有事可做，和工作伦理有哪些不谋而合又有哪些区别，为什么儒家文化圈对于gap期容忍度更低。

不足

中段对于移民的论调，因为成书时间较早，我感觉大概是圈地运动到初步工业化完成那段时间，移民的原因是生产力的进步导致了失业，失业人群移民去还没有工业化的国家，现在因为各种保护主义的盛行已经没有这个趋势了，除了极少数开发价值较低的地方，也没有未工业化的“处女地”了。
最后论述的把穷人分为可拯救的和不可拯救的，他们之间的区别又很模糊，资本国家做法是视新穷人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物理隔绝，现在突出的特征是监狱私有化，让出狱的人无法回归正常社会而再次入狱。这点和我们是有本质区别的，我们还是以改造最后融入社会为主。

关于工作伦理的一些概念和形成原因，归纳的很到位。然后中后部因为时代的局限性所以对比开头没有那么引人入胜。整体来讲还是一本非常不错的书。

第一章 工作的意义：创造工作伦理

工业社会对于劳动的异化。在过去，人们通过自己设定目标、自己控制进程，获得工作的意义和动力，但现在，他们只能被动地完成由他人设置和控制的任务，工作对他们而言失去了意义。
它有两个外显的前提和两个内隐的假定。

第一个前提是：为了维持生活并获取快乐，每个人都必须做一些他人认同的有价值的事，并以之获取回报。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所有人都知道“有付出才有收获”，获取之前需要先给予。
第二个前提是：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是可耻的——道义上来说愚蠢又有害。因满足而停止努力是不明智、不可取的。除非是为了完成更多工作而蓄力，否则休息就是不体面的。换言之，工作本身就具有价值，是一种崇高且鼓舞人心的活动。
内隐的一个假定是，绝大多数人都有能力工作，通过工作可以获取相应回报，用以维持生活。缺失了这个假定，以上的戒律和前提看起来就像是空中楼阁。人们所获得的是对他们过去的工作以及他们继续工作的意愿的回报。工作是人类的一种正常状态，不工作是不正常的。大多数人都在努力履行着自己的责任，让他们把收益和福利分给那些有能力却因种种原因不工作的人并不公平。
另一个内隐的假定是：只有公认的有价值的工作——那些可以要求薪水回报的，可以用于交易的——才会被工作伦理认同。虽然简单，这却是工作伦理在我们这个“现代性”（modernity）社会中历史性呈现形式的总结。简而言之就是忽略女性对于家庭的隐形劳动的支出。

第二章　从工作伦理到消费美学

生产者即使彼此独立，也会聚集在一起工作。每个人的工作只有在交流、沟通、融合中才有收获。消费者恰恰相反。消费彻头彻尾是一种个人的、独立的乃至孤独的活动。这种活动通过不断地满足和唤醒、缓释和激发某种欲望实现，这种欲望通常是一种私人的、难以言表的感觉。

消费者社会不会轻易呼吁延迟满足。这是一个信用卡社会，而非存折社会。消费者社会“活在当下”，物欲横流，没有耐心等待。

旅游的消费逻辑？

诱惑，炫耀未曾经历的奇景，承诺前所未有的体验，贬低已经尝试过的一切，才是最有效的

说人话就是必须上班挣钱，挣的钱玩最新奇的体验

伦理学赋予履行责任以最高的价值，而美学则把崇高的体验放在首位。

为什么需要宿命论和算命

理智的消费者唯一能掌控的，就是在已知的机会最密集的时间守候在已知的机会最多的地方。这种主动性只能采纳“实践智慧”（phronesis）。它是经验法则的集合，而不是万无一失的秘方或算法指令。因此，“实践智慧”需要大量的信任，需要安全的避风港让信任安全地停泊。于是，消费者社会也是咨询和广告的天堂，是预言家、算命先生、贩卖魔法药水的商人和点金术士的沃土。

工作不再是终生制后被解构

工作失去了它的特权地位，不再是自我构建和身份构建的轴心，也不再是道德关注的焦点，不再是道德改善、忏悔和救赎的必由之路。

产生愉悦是钱的超集，但是在消费主义下近乎等价

工作的价值取决于产生愉悦体验的能力，不能使人获得“内在满足”的工作没有价值。其他评判标准（包括所谓的道德救赎）则节节败退，无力使某些工作摆脱被美学社会视为“无用”，甚至有损身份的责难。

工作伦理

工作伦理认为，所有工作就本身而言都是“人性化的”，不管从事工作的人得到的是什么样的乐趣（或没有乐趣）。履行了一份职责的感觉是工作带来的最直接、最具决定性、最充分的满足感。

工作由美学审视，这就是脱不下的长衫？

被消费者自由选择的事物一样，工作必须是“有趣的”——多样化、令人兴奋、具有挑战性，包含适度的风险，并不断带来崭新的体验。那些单调、重复、例行、缺乏冒险精神、不允许创新、没有挑战、无法带来提升和自信的工作，就是“无聊的”。很难想象一个成熟的消费者会自愿从事这样的工作，除非是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即他本质上已经不是一个能够自由选择的消费者）。这类工作完全没有美学价值，在这个注重体验的社会里，不可能成为一种使命。

曾经隐藏在工作伦理外衣下的粗暴胁迫，今天赤裸裸地、毫不掩饰地显现出来

工作美学就是让享受工作，不再视工作为生活的对立

工作的美学价值成为消费者社会的一个有力的层级化因素。诀窍不再是最小化工作时间以腾出更多的休闲空间，而是相反，完全抹去工作与兴趣、爱好、娱乐之间的界限，把工作本身变成最令人愉悦的娱乐。娱乐式工作是一种最令人羡慕的特权，那些有幸得到这种特权的人，一头扎进工作提供的强烈感官享受和令人兴奋的体验中。“工作狂”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7×24小时地专注于工作的挑战。这些人并非过去的奴隶，而是当下幸运和成功的精英。

把令人羡慕的工作作为特权，上行下效

富有成就感的工作，能够自我实现的工作，作为人生意义的工作，作为生活核心的工作，作为骄傲、自尊、荣誉和名声的源泉的工作，简而言之，具有使命感的工作，成为少数人的特权，成为精英阶层的特有标志。其他人只能敬畏地远观、艳羡，只能通过低俗小说和肥皂剧来体验。

“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不提供终生职业，也不容许它们存在。对从事的工作产生感情，爱上这份工作，根据这份工作和运用的技能确定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意味着成为命运的人质。鉴于所有工作的短暂性和所有合同中都包含的期限条款，这既不现实，也不值得推荐。除了少数的天之骄子，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当今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上，对工作从一而终会带来巨大的风险，会招致心理和情感上的灾难。这样一来，勤奋和奉献的劝诫显得虚伪、空洞，理智的人最好能够洞察本质，看穿老板所布置游戏中的“使命感”外衣。

工作伦理悖论

如果普及工作伦理是人们面对社会问题的首要考量，是诊治社会弊病的灵丹妙药，那么“就业中的穷人”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种鲜明的矛盾。

工作伦理

把穷人的悲惨遭遇归咎于他们不愿意工作，指控他们道德沦丧，把贫穷说成是对罪恶的惩罚，这是工作伦理在新的消费者社会能做的最后贡献。

贫穷的怨念从何而来

贫穷并不仅限于物质匮乏和身体上的痛苦，也是一种社会和心理状况。每个社会都有“体面生活”的衡量标准，如果无法达到这些标准，人们就会烦恼、痛苦、自我折磨。贫穷意味着被排除在“正常生活”之外，意味着“达不到标准”，从而导致自尊心受到打击，产生羞愧感和负罪感。贫穷也意味着与既定社会的“幸福生活”无缘，无法享受“生活的馈赠”。

他们开创性地发现，有一种境况对失业者来说特别痛苦：“似乎永无止境的空闲时间”加上他们“无法利用这些时间……日复一日，他们的大多数时间都没有安排”。失业者无法以任何有意义的、令人满意的或有价值的方式安排时间

消费主义社会致力于消灭无聊

消费世界不允许“无聊”存在，消费文化致力于消除它。按照消费文化的定义，幸福的生活是绝缘于无聊的生活，是不断“有什么事发生”的生活，新鲜又刺激，因为新鲜所以刺激。消费市场作为消费文化的忠实伙伴和必不可少的补充，能够防止烦躁、无聊、审美疲劳、忧郁、绝望或厌倦——曾经困扰富裕舒适生活的所有疾病。消费市场确保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因为“尝试过所有的东西”而绝望或沮丧，从而失去生活的乐趣。

抖音吸引人的底层逻辑

无法实现的幸福状态。秘诀在于：在欲望被安抚之前激发新的欲望，在因占有而感到厌倦、烦躁之前替换新的猎物。永远不出现厌倦——这才是消费者的生活准则，

欲望不停歇，资本永不眠

想要缓解无聊，就需要花钱。如果想一劳永逸地摆脱这个幽灵的纠缠，达到“幸福状态”，就需要大量的金钱。欲望是免费的，但实现欲望，进而体验实现欲望的愉悦状态，需要资源。对抗无聊的药方不在医保范畴，金钱才是进入治疗无聊的场所（如商场、游乐园或健身中心）的通行证。这些场所的存在本身就是最有效的疫苗，可以预防疾病的滋生，它们存在的意义是让欲望不断沸腾，永不停歇，也无法停歇，但由于预期的满足而深感欢愉。

消费主义要杀死知足常乐

当今社会依赖于“制造人为的、主观的不满足感”，因为本质上“人们满足于自己拥有的东西才是最可怕的威胁”。

第三章　福利国家的兴衰

社会主义国家“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的概念传达了这样一种思想：国家有责任和义务保障其所有公民的“福利”——不仅仅是维持生计，而是在身处的社会中有尊严地生存。这个概念把公共福利[1]理念——集体保障个体有尊严的生活——所蕴含的责任强加给国有的和国家资助的机构。

工作伦理和福利

福利理念与工作伦理的核心理念存在两种截然相反、难以调和的联系，由此成为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话题，

公共福利允许（明示或暗示）把公民生活与“对社会的贡献”分离开来

矛盾

生产贡献只应在职业范畴中讨论，由此削弱了工作伦理最神圣的、最不容置疑的前提。

事物的两面性

国家福利是“一个用于压迫的工具，还是一个扩大需求，减轻自由市场经济残酷性的制度？

退休金和养老保险的起源

……制订一项社会保障计划，以确保国家每一个工作过、作出贡献的公民，如果由于任何原因（疾病、事故、失业或年老）不能工作，无法通过劳动获得收入以维持他和依赖于他的人的体面生活时，可以有一份足以维系生活的收入，且这份收入不会因为他有其他资产而削减。
显然，这份报告发表于工作伦理长达两个世纪无可非议的统治之后。工作伦理完成了它的任务。它让所有人明白，每一个正常和健全的人（男性），只要有能力，就应当工作。在

福利国家的长盛不衰曾被解释为它缔造与维持和平的能力：它能使工人更容易接受资本家设定的规则，且成本更低。只依靠强制措施的工作伦理无法做到这一点。

开门，自由贸易

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逻辑是：把消费者欲望作为主要的社会动员和整合力量，作为解决冲突和秩序维持的主要手段，从长远来看，这会使“劳动力成本过高”。那些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耕耘过的连绵土地迟早都会枯竭，成为收益递减规律的牺牲品。为了保持生产利润，必须寻找新的处女地，未被开垦过的土地。这种困境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要拆除所有妨碍贸易自由，特别是妨碍资本自由流动的障碍，以及为什么同时要扎紧禁止劳动力自由流动的藩篱。

第四章　工作伦理和新穷人

每种社会秩序都会制造出一些威胁它们自身的危险形象。每个社会也会按自己的标准孕育为之奋斗的愿景。总体来说，这些愿景往往是孕育它们的社会的映射，那些危险的形象通常是社会负面的镜像。或者，用精神分析学的术语来说，这些威胁是关于社会选择的方式方法、关于社会当下和长期生存方式的社会内部矛盾的投影。一个社会如果对自己的生存方式缺乏自信，就会产生围城心态。攻击城墙的敌人是它自己“内部的恶魔”：被压抑的、环绕着它的恐惧渗透进它的日常生活，渗透进它的“常态”。为了长盛不衰，这些恐惧必须被逐渐挤出，被塑造为一个异端形象：成为一个有形的敌人，人们可以与之不断斗争，并有望征服它。

如果消费是衡量成功人生的标准，衡量幸福的标准，甚至是衡量尊严的标准，那么人类欲望的潘多拉之盒已经打开，再多的购买和刺激的感觉，都不能唤回过去“达到标准”带来的满足感：

对工作伦理的违抗除了在道德上令人憎恶之外，又成了一种令人恐惧的行为。

贫困从社会政策的问题变成了刑法学和典狱学问题。穷人不再是消费者社会的弃儿

彻头彻尾地成为社会的公敌。

依赖救济的人是犯罪集团天然的温床，让人们依赖救济生存无异于支持犯罪。

良知是客观存在的，异化被施对象

永远不可能彻底扼杀道德冲动，所以彻底脱离道德义务也不现实。用不工作的穷人道德败坏且具有犯罪倾向的新闻持续不断地轰炸，或许能够成功地压制大众的良心，但道德冲动无法消除的残余始终存在，它们一次又一次地在寻找出口。

第五章　全球化之下的工作与过剩

一旦停止，现代性也随之消亡。现代化是对世界和人们生活方式的一种难以抑制、令人上瘾的“重塑”，是“现代生活方式”的同义词。

致力于社会的持续再生产

通过大规模驱逐过剩人口，把本地产生的“社会问题”输出到远方的另一个原因，是担心拥挤在城市里“过剩的人”成为不安定因素。

主动移民和被动移民

但总体来说，移民都是从世界上“较发达”（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向“不发达”（在现代化冲击下还未舍弃其传统的社会经济平衡）的地区流动。

看一下成书时间，因为现在人口视为不可再生资源，争先争取的对象，生产和消费同样重要

没有受到现代化压力的影响，从而也就没有“人口过剩”的问题。

难民是由政治战争破坏他们原有生活方式产生的

于是，“移民”和“难民”成了当代政治议程新的核心

部落战争和大屠杀、增生的“游击队”（通常只是伪装的土匪团伙）之间相互火并，在这些过程中“过剩人口”（主要是在国内失业的、没有前途的年轻人）也被消灭和吸收。这是“现代性后来者”被迫实施的“本地解决方案”之一。成千上万的人被赶出家门，死于杀戮，或被迫逃出国境。

监狱的主要目的，或许也是唯一目的，不是暂时性处理过剩人口，而是对其进行终极的不可逆的处理。

监狱的私有化产业

工作、社会福利和家庭支持曾经是刑满释放人员重新融入主流社会的手段。随着这些资源的减少，监禁已经变成了一项长期任务，囚徒几乎没有重返自由生活的希望……今天，监狱变成一种保留地、一个隔离区，以公共安全之名把所谓危险的人隔离。

第六章　新穷人的前景

加沙也阻止人们思考这种可能性），被驱逐的人可能根本无力对抗自己不幸的命运，更遑论控制。有些人可能只是因为自己的出身“违背了秩序”。他们因为自己无法决定的一些特质而被驱逐，他们没有做错什么，只是“像他们这样的人”不符合其他人的秩序观。另一些人或许也不是因为缺乏意愿而“达不到规范”，而是因为缺乏某些必要的资源——其他人有而他们没有的资源。这些资源供不应求，不可能所有人都充分拥有。

也阻止人们思考这种可能性），被驱逐的人可能根本无力对抗自己不幸的命运，更遑论控制。有些人可能只是因为自己的出身“违背了秩序”。他们因为自己无法决定的一些特质而被驱逐，他们没有做错什么，只是“像他们这样的人”不符合其他人的秩序观。另一些人或许也不是因为缺乏意愿而“达不到规范”，而是因为缺乏某些必要的资源——其他人有而他们没有的资源。这些资源供不应求，不可能所有人都充分拥有。

强加任何秩序模式都会造成分裂，并把社会的某个群体定性为不合适、不正常。

，一方面是恐惧和反感，另一方面是怜悯和同情

前者允许在需要秩序维护的时候对穷人进行严厉的处理；后者强调了那些达不到标准的人的悲惨命运，由此让正常生活的人在遵守社会规范时遭遇的所有艰辛都变得微不足道。

儒家文化圈与新教文化圈的区别

那些温顺接受神的旨意不再努力摆脱苦难的穷人，根本不愿从事工厂的工作，一旦他们习惯并视为“天生”的微薄需求得到了满足，就不愿再出卖自己的劳动

恶性循环：穷人反抗他们遭受的苦难导致叛乱和革命，穷人妥协于他们悲惨的命运遏制和阻碍工业企业的进步。[4]强迫穷人在工厂长期劳作似乎是解决这种循环的一种有效方法。因此，工业时代的穷人被重新定义为劳动力后备军。就业，稳定的就业、毋庸置疑的就业成为一种规范，失业与贫困画上等号——这是一种不符合规范的行为、一种不正常的状态。

导穷人去工厂工作，并在必要时强迫他们接受自己的命运。实现这个目标最明显的方法当然是剥夺穷人的所有其他生活来源：

工作伦理是一剂良药，甚至不可或缺，可以一石三鸟地解决贫困、劳动力不足和革命的威胁，

阿瑟·杨格（Arthur Young）的话说，“只要不是白痴，所有人都知道底层阶级必须保持贫穷，否则他们永远不会勤奋”。学识渊博的经济学家忙不迭地立即证明，当工资保持在低水平的时候，“穷人会做更多的工作，实际上生活得更好”，而他们领取高工资时，他们就迷失于无所事事和聚众闹事。

苏联解体后，那些东欧、中欧的原社会主义国家也被明确告知，脱离过去遗留的社会保障机制是获得外国援助的必要条件，也是被承认为“自由国家”的必要条件。

临时雇用制深刻影响了饱受其苦的人，通过把人们的未来变得更不确定，它制止了所有的理性预期，尤其熄灭了人们对未来的基本信念和希望。然而人们需要这种信念和希望来反抗（特别是集体反抗）目前这个最无可容忍的现状。

他们不被需要，被社会抛弃。

证件都不齐全，那就再好不过

富山“历史的终结”

西方世界的危机“恰恰在于不再质疑自己”[11]。然而，“质疑自己”正是西方世界追求令人惊讶的、史无前例的自我完善的最深层秘密，也是西方世界成功追求最雄心勃勃目标的最深层秘密

他们在谈论工作时想到的都是“有偿工作

，他们让女人去从事其他所有必须的生活家务。由于这些工作看不到经济收益，所以就不再被看作是工作。

这种无人质疑的歧视和工作伦理同流合污，认为劳动力市场之外不以交易为目的的劳动，都意味着失业，等同于没有工作。

如果认为没有收益，人们宁愿闲着，让自己的技能和想象力腐烂生锈，那是对人类本性的肢解。工艺伦理将恢复人类本能的尊严，恢复社会公认的意义。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且根深蒂固的工作伦理却否认了这种尊严和意义。

数据不能告诉所有事情

凡是“经济增长”的东西，即统计意义上“今天比昨天多，明天比今天多”的东西，就是好的，而无视其增长过程中对人类生存环境和自然（全人类共享的生存环境）造成的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