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经济的跷跷板之一：成长与失业
失业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会发生的现象。从某个观点来说，一定程度内的失业是正常的，也应是社会中被允许发生的现象；它是社会中正常的新陈代谢，也可能是社会进步的必然。
分析四大失业类别
在分析失业问题上，常把失业分成摩擦性失业、季节性失业、循环性失业及结构性失业四大类。
所谓摩擦性失业，是指人们在转换工作期间，在人生青黄不接之际所发生的失业，此类型的失业不在于劳务市场的供需是否有问题，而是在于劳务市场中媒合的效率是否够高。若是效率够高，能让事求人、人求事都能很快地接上头时，那么摩擦性失业发生的频率及时间都能有效地降低及缩短，总体的失业率也能有效地降低。
季节性失业常发生在农业部门里。农忙期间劳工需求紧俏，导致农业部门的失业率下降，但是在农闲的季节里，劳动力需求大幅减少，造成农业部门的失业率上升。这种因产业淡旺季不同而产生的失业率变化，被称为季节性失业。事实上，季节性失业的发生，不只在农业部门，在服务业也可以观察到。在农历七月，有许多诸事不宜的禁忌，因此如婚宴、旅游及婚纱摄影业等都会受到影响，因此各业别在淡季时，它的失业情形也会比较多。
循环性失业是指随着经济情况的波动而在景气（不好）时，失业率随之下降（上升）所产生的失业波动的问题。为此，政府相关的反经济情况波动的政策措施，对于稳定经济及就业市场是很有帮助的。
在失业问题中，特别让人关心的应是结构性失业问题。这是指在产业结构发生转变时，不论是事求人还是人求事都彼此不能有效对接的现象。当这种问题变成中长期的问题时，就特别值得重视。结构性失业问题的发生有些是一国产业的转型造成的。譬如，某国的房地产调控政策造成建筑业两三年不景气，此时，该国的建筑业从业者及建筑工人就须转到其他行业，先暂避风头再说，而在工人转行时所发生的失业现象，就属于结构性失业的现象。再者，有许多的结构性失业肇因于国际性因素，譬如国际大厂要求该国从业者将生产基地转至工资低廉的发展中国家生产以降低成本时，原来从事生产的该国工人将会发生失业，而这些失业工人可能已年届中年或老年，不论是再就业还是再训练都相当不易。因此这种结构性失业问题常常变成长期的问题。
失业的对策
对于失业问题，政府应采取的对策也会有所不同。譬如，就摩擦性失业问题来说，如何让就业市场的信息更为有效、更透明化就是关键所在。许多国家都设有公办或私营的求职与求才的招聘网站，它们发挥了很大的媒合功能，套句经济学术语来说，就是能有效地降低求职者与求才者之间的交易成本。再者，政府在失业保险制度上的设计也很重要，若是失业者在失业保险的设计下，竟然把失业保险的给付视作转换工作期间的一个福利，可以让他先拿笔失业给付好整以暇地先度个假，再慢慢找事时，失业率就会因这一制度性的因素而被垫高了。
另就季节性失业而言，在政策上可能处理的重点就是让资源的转化能更有效率。以赏花、赏景的旅游为例，由于梅花、樱花、牡丹、油菜花、白桦树、雪松等各种花季及特色美景的时间点不同，且花季常常是来得又快又短，因此赏花、赏景的人也来得又快又多，这时，上山看花的接驳车及支援人力就常常机动性地支持各地赏花赏景客，因此当地充沛的人力资源就能得到最充分的使用。此外，在美国及欧洲许多农作物也是由南向北依序成熟，此时，专业的采收从业者从南路北上，或越境帮各地的农民收采农产品，这种专业性的服务也是能有效处理季节性就业波动的一种有效方法。
而就循环性失业及结构性失业而言，往往是需要政府特别照顾的地方，此时，民间的处理机制与诱因是不足的，也是无利可图的，因此只能多靠政府有计划地以人员再训练、再投资的方式，或是提供雇主聘雇诱因，以协助工人，特别是中高龄的工人再就业。
经济增长与失业率的消长关系
社会上就业的人多了，经济的增长就会更快，经济增长的名词常在媒体上出现，它主要是指今年或是这一季的GDP较去年或是上一季增长或是衰退了多少，因此它是指成长率的变化。如前所述，国民生产总值是把经济活动中的四大元素：消费（C）、投资（I）、政府支出（G）及净出口值，即出口值减进口值（X-M），这四大项目加总而得。在每一年的政府统计中，我们都可以得到上述四大类别金额上的统计值，再把它加总后，即可得到全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若我们将它与去年同期的数据相比，计算它的增长率，即可得到对应的经济增长率的数值。
从上述四大要素中，我们也可推论一下它与就业或失业之间的关系。以消费（或投资）而言，在股市兴旺期间，消费水平也随之提高，经过乘数效应的运作，它会创造出更多的消费与投资，也会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如此一来，失业率就会随之下降。相对地，在传染病如SARS流行期间，旅游业及餐饮业的生意一落千丈，消费水平急降的结果，也会导致失业率的上升。
另就投资而言，投资的增加不但能直接增加经济增长率，也能带动就业机会，故其与失业率之间是呈明显的负向关系。事实上，有许多事实证明，若要解决失业问题，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鼓励投资。因此，也无怪乎许多国家都以减免租税、提供土地、方便人员进出等政策来吸引外来投资，一方面增加国民所得，另一方面也可以创造就业机会，让国内的失业问题有效地得到纾解。当然，出口值减进口值后的净出口值的增加，也同时能带动国内的消费与投资，因此也能有效地改善国内的就业情况。
奥肯定律
从上面的说明可以明显地看出来，经济增长与失业率之间，应存在着犹如 跷 跷 板 般 此 消 彼 长 的 负 向 关 系 ， 事 实 上 也 的 确 如 此 。 经 济 学 家 奥 肯（Arthur Okun，1928—1980）首先就这一重要关系展开研究，他于1962年发表论文指出，若季节性的失业率能减少1%，就能让GDP产出增加2%。反之，若失业率上升1%，就会导致GDP较其原来可能的水平减少2%，这种国民所得与失业率的跷跷板般的关系被后人称为“奥肯定律（Okun's Law）”。
奥肯定律在不同的国家被不同的数据重新计算过，也不断地被验证。当然，不同的国家因其发展程度的不同、社会在劳务市场的僵固性不同，因此在失业率与GDP产出的数据关系上是略有不同的，但大体上，大家不能否认失业率与GDP产出之间是存在着一个稳定的负向关系的。由上述的说明可知，解决失业问题要从整体方面来做，不只在劳务市场内做调整，另外在总体经济面的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出口提振等方面，要多管齐下，才能克竟全功。
值得一提的是，每个国家因其经济、社会环境的不同，制度的僵化程度不同，都会在摩擦性、季节性及结构性失业问题上有其历史的包袱而让失业
率维持在某一水平居高不下，成为常态。国际上，通常把一个国家的充分就业水平定在4%的失业率。换言之，任何国家若能把失业率降到4%的水平，就算达到了相当不错的充分就业的水平。
33．经济的跷跷板之二：失业与物价
若高物价与高失业同时出现，大家的日子就一定很不好过。因此，在经济学里便有了一个“经济失调指数（misery index）”的名词，用来说明大家的日子有多难过、在生活中日子有多痛苦。经济学家奥肯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把通货膨胀率（inflation rate）及失业率（unemployment rate）这两个让人日子不好过的指标相加总而统称为经济失调指数。由于这个指数简单又易算，也有一定的道理，因此获得了很高的关注度。当经济失调指数高时，政府便会面对很大的批评，而须有所作为来降低它；但经济失调指数降低时，也可能会带来一些新的痛苦，毕竟资源是有限的，而问题常是更多、更复杂的。
若要把经济失调指数降下来，其中可能的做法有三：其一，把失业率先降下来，先处理失业再来收拾物价；其二，先处理物价，再来处理失业；其三，把物价问题与失业问题一口气同时解决掉！在上述三种可能的做法中，第三种做法是最理想的，但它的挑战是最大的。因此，就这个政策选项来说，我加了一个惊叹号在其后，以说明这件事情的挑战性有多大。当然，任何一个国家若能同时做成这两件事，一定会让人既惊叹又惊艳。
失业与物价的关系
就问题的本质来说，失业与物价犹如跷跷板一般，两者的关系常常呈现此消彼长、彼消此长的态势。最早提出失业与物价两者间上述关系的是经济学家威廉·菲利普斯（William Phillips，1914—1975）。他在1958年的论文中指出，英国在1861年至1957年这段时间的工资的变动率与失业率呈现上述此消彼长的抵换（trade-off）关系。之后，其他经济学者如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1915—2009）及罗伯特·索罗（Robert Solow，1924 — ）进一步检视与失业率相关的其他经济变量后发现，物价的变动率与失
图33.1 菲利普斯曲线
业率之间存在着稳定而重要的抵换关系。之后，物价变动率与失业率两者间的抵换关系所形成的曲线就被称为“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
若以菲利普斯最原始的论文资料来看，在1861年至1957年这近百年时间里，英国的工资变动率与失业率之间存在负向关系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因为当工资快速上升时，雇主的负担增加了，生产成本也会随 之 提 升 ， 此 时 ， 因 商 品 售 价 提升，结果便只能卖较少的商品，市场的需求减弱了，工人的失业率也会随之提高，故工资变动率与失业率 之 间 是 呈 现 此 消 彼 长 的 负 向 关系。再者，当工资提高后，物价也常会随之波动，故现代所谈的菲利普斯曲线是以物价变动率做纵轴，
以失业率做横轴而表现出来的负向关系。
由于物价变动率与失业率呈现出如图33.1所示的负向关系，因此当物价上涨时，失业率会随之降低。相反，当物价下降时，失业率则会上升，故物价与失业率之间呈现出跷跷板般的关系。这样的关系是可以进一步说明的，即当物价变高（低）时，它代表着许多商品的售价是会提升（下降）的，如此一来，它对卖东西的厂商来说是有（不）利的，因此有可能会增加（减少）雇用，失业率也会因此而对应地降低（升高）。
既然，失业率与物价之间是呈跷跷板般的负向关系，上述经济失调指数的降低就更显得不容易了。因为若是政府采取货币宽松的政策，由央行释出更多的通货或印更多的钞票时，原来的政策目的是在借由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帮企业界更容易贷到利息较低的贷款，以活跃经济、强化人员进用来降低失业率，但最终的结果却是让市面上流通的货币增加了；而当更多的钱追逐相对较少的商品时，物价就会出现变动。这种顺了“姑意”（降低失业率）却会逆了“嫂意”（物价上升）的无奈常是经济的本质，也是菲利普斯曲线所要表达的经济现实。
如何才能摆脱菲利普斯曲线的宿命？
如何能跳离菲利普斯曲线所设定的框框？是否有可能不要随着既定的菲利普斯曲线上的跷跷板重复地做物价与失业率间的痛苦抉择？答案当然是可能的，只要我们能让图中的菲利普斯曲线平行地往内移，那就有可能同时享受到低物价与低失业率的美果。当然，问题是有什么神奇的方法能做到呢？
答案很简单，但也很有挑战性、很实在，那就是国家的生产力提高，就有可能让菲利普斯曲线往内移。这是因为提高生产力，则每单位的产出就会增加，而每单位产出的成本就能下降，在生产多且更便宜的情况下，自然不会对商品的价格上涨造成压力，故能让社会享受更多物美价廉的产品。在此情况下，这些商品常需要更多的人力来生产，故需雇用更多的技术工与非技术工，从而失业率就会随之下降，当然此时整条菲利普斯曲线是会向内平移的。
技术进步也是另一个可能的选项。当一个引领风骚的创新型或是杀手型的技术或产品出现时，它不仅引领了市场的风潮，也直接带动了国内外的购买力，在大家都在抢购的情形下，自然会带动对劳动力的需求，此时，物价虽不一定大幅下降，但至少没有什么上涨的压力。相对地，不论是对技术工，还是对非技术工，其需求都会增加，这就会让失业率下降。就菲利普斯曲线的变化而言，它有可能不是全部向内平移，但有可能在失业率的部分是向内缩的，这也是另一种良性变化。
还有一种可能性是当技术进步属于制程技术进步时，这代表着每单位生产成本将会显著地下降，故有可能会导致整个产业内的革命，如此一来，社会上物价上涨的压力变小，但这种技术进步却不会带动劳动力雇用的大量增加，因此对失业率的下降帮助有限。而在这种情况下，菲利普斯曲线在底端的部分可能没有什么变动，但在接近顶端的部分是会向内、向左下偏。同样，这也是一种良性的变化。
物价和失业同时恶化的原因
相对于上述好的情形来说，在社会中当然也有可能出现一种很不好的状况，那就是整条菲利普斯曲线竟然平行地向外移动，这表示，不论是物价，还是失业率，都是同时增加的。而当这种不幸的情形发生时，它也与“停滞性通货膨胀（stagflation）”所描述的失业率居高不下，但物价却涨个不停的情形是相同的，而这种困局是什么导致的呢？
其中的可能性之一是在劳动生产力没有办法有效提升的情况下，政府却以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其结果只会是造成物价进一步上涨，而在进料成本快速增加但售价却未同步提升的情况下，厂商可能会因面临更大的经营上的风险而减少进料，同时也减少雇用工人，如此一来，就会出现物价上涨与失业率同步齐飞的情形。而另一种可能性是重要的输入型原料，如石油、粮食、天然气等物资的国际价格大涨，导致国内的经济发生“输入型通货膨胀”，在此情形下，若国内的劳务市场及劳动生产力仍无法提升时，就有可能造成“物价与失业齐飞，痛苦共长天一色”的困境。
通胀与增长的拉扯
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近年来在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巴罗（Robert J. Barro，1944— ）的长期研究下，已有相当的成果。他以100个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国家的资料，分析它们在1960年至1990年这30年的经济发展，结果显示(10)：若平均每年的通货膨胀率增加10%，则实质每人每年GDP的增长率将会下降0.2%～0.3%。此外，以投资金额相对于GDP的百分比来说，也会跟着下降0.4%～0.6%。由此可见，如何稳定物价，让它不要成为经济发展上一个不安定的因素是至关重要的。上述这个道理虽简单，但在历史上却发生了许多的“超高通货膨胀（hyperinflation rates）”的情形，而让相关国家落入严重的经济危机。(11)有关这一问题的展开与讨论，亦可参见附录的分析。
34．经济的跷跷板之三：物价与利率
物价的上涨总是让人讨厌的，但为何它总是涨个不停？其实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当太多的钱在追较少的东西时，东西的价钱当然会涨个不停。
在谈到钱为什么会太多之前，我们不妨看一下钱到底是什么。之前，我们在货币的故事中谈到钱在演进过程中的一些小故事。这些故事其实都说明
了钱或货币都必须具有以下四个功能：其一，交易时计价的单位；其二，交易的媒介；其三，具价值储存的功能；其四，具延期支付计价的标准。(12)钱若失去上述四个功能，就不能再为人们所接受，因此就失去了在社会中的流通性了。
在上述四个功能中，让我们再多注意一下钱的价值储存功能，也正因为钱具有这一功能，因此我们才会把平日用不到的钱存在银行的户头里。而银行可运用我们存进来的钱再去找机会放贷款，赚取利息的差额。在上述的过程中，金融体系扮演了资金在供给与需求之间媒介的角色，故能活络整个经济。但试想，若资金不足时又将如何呢？此时存钱的人少，而相对用钱的人多，资金的价格（也就是利息）就会升高。而在高利率的情况下，会同时产生两种作用：其一，高利息的结果让有剩钱的人、有多余资金的人愿意把钱存进银行来赚高利息收入，因此就能大幅地增加银行体系中资金的供给量；其二，存款是高利息的结果，它就必然会使贷款的利息涨得更高，当然也就会让想借钱的人再多做考虑，因此自然而然地就会排除许多利润不高的投资机会，从而降低资金的需求量。理论上，资金的供给方与需求方在某一个利息水平下就会达到彼此平衡，而此时的利息水平就是市场的均衡水平。
在上述价值的储存功能中，钱存在银行里是最保守，也是风险最小的，因此它的收益也是相对较低的。在某些情境下，人们不会满足于这么保守的做法，会把钱从银行里取出来，转做其他用途。譬如，若房地产的投资是有利的，房地产的价格常常是过几年就会涨好几成时，那么人们就会担心自己存在银行里的钱是否会越存越不值钱、越存购买力越小。如此一来，人们就会快速地把定存解约，把钱从银行中提领出来投资在房地产上，而大家若一窝蜂地都来炒房时，房地产的价格就一定会居高不下。上述情形之所以发生，是因为钱的价值储存功能相对较低。由此可以看出，钱的价值储存功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概念，当钱的价值储存功能相对较低时，虽然它的前两个功能仍在，但它被人们接受的程度就会大幅地降低。
货币调节政策
保持法定货币的角色与功能，是有关部门或机构的重要职责之一。若是大家都把钱拿出来炒房，那一定会造成社会很大的不安，也会造成社会上很
大的贫富差距。因此，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此时职能部门会采取遏制炒房的措施，其中最典型的做法就是限制建筑商的贷款额度，同时也降低购房贷款额度，转而要求购屋者要有更高的自备款，以抑制对房地产的投机炒作。
上述房地产的情形只是现实生活中常被观察到的一个例子，而若经济主管部门在经济不景气期间为了活跃市场，让产业界能更容易地借到钱，一方面防止企业因一时周转不灵而致倒闭，徒然造成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也能有效地降低企业的资金成本，而让企业有更强的竞争力，宽松的货币政策就应运而生，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应是美国在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的货币宽松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QE）。这个政策最主要的方法是由美国的中央银行大举买债，挹注大量资金到金融体系，而将利率压在非常低的水平，从而一方面可以刺激民间投资与消费，另一方面又可降低公债的利息支出，而使美国政府的购买支出能够增加，故能产生更大的经济刺激效果，真可说是一举数得。
当然不是世界上每个国家都能像美国这样得天独厚，能任意地印钞票。很多国家乱印钞票的结果就是引起通货膨胀、物价飞涨，造成社会很大的问题。更严重的问题是，当物价随着发行钞票的增加而上涨时，一般老百姓就会更心急，会担心自己银行里仅有的一点钱被通货膨胀吃掉。老百姓能做的事其实很有限，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上街抢购自己平常常用的民生必需品，不论是柴、米、油、盐也好，还是卫生纸、洗发水也罢，都在抢购的清单中，如此一来，又加剧物价上涨的压力。对于这种情形，经济学认为此时很可能真实利率已是负的了，当然，更没有任何的诱因及合理性要把钱放在银行里。
负利率和高通胀
真实利率是指名目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后所得到的数值，这个简单的数学式由经济学家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1867—1947）提出来，也被称为“费雪方程式（Fisher equation）”(13)。具体而言，若银行里两年期定期存款的年利率是5%，而此时，通货膨胀率是3%（6%）时，则对应的真实利率就会是2%（-1%）。真实利率是2%时，代表着利率超过通货膨胀率的部分，那是存款人真正可以让自己存款的购买力增加的部分。而当真实利率朝着0的方
向移动时，人们越有可能会把自己银行里的钱拿出来买可以保值的东西。此时，上述钱的“价值储存功能”是否仍然存在已被高度质疑。而在真实利率转为负值时，这其实是对存款人的一种惩罚，当然此时是没有什么人愿意莫名其妙地受罚的，所以物价的波动将在所难免。
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有近20年的时间经济一直处于不景气的状态，有人说这是日本失落的（几个）10年，而其最明显的一个指标就是在不景气的情况下，日本的通货膨胀率低，但银行的名目利率也很低，如此一来，真实利率其实十分接近于0。日本政府有意地把真实利率调到接近于0的情形，是希望在这一情况下，日本的老百姓会把银行里的钱拿出来花，以刺激经济。但与上述情形相反的是，日本民众中，比较有钱的都是中老年人，年轻人常是想花钱却没有钱可花；而在利率接近于0之时，日本社会中的中老年人仍是不动如山，这是因为许多日本民众认为，在经济不景气时，保有现金是最保险的，更何况这是不景气，并不是通货膨胀，因此不必急着取款抢购物资。由上述的两个例子可以看出，真实利率为0时，它是有可能会，但也有可能不会，带动取款抢购物资的风潮。
若发生高通货膨胀率而政府希望能有效地把物价压下来时，政府应该如何做？以前南京国民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上海，常用的方法就是查缉并严惩囤积居奇，但事实证明这种强制做法是没有效的。另外一种比较高明的经济性手法，就是把名目利率快速地拉高，高到它能压过通货膨胀率，而能让真实利率转为正时，人们就会停止抢购物资，而能让物价上涨的压力得到舒缓，如此一来，整个情势也才能够有效地控制下来。
从费雪方程式来看，当物价上升时，它可能会导致名目利率的上升，而让名目利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呈一对一的正向关系。这是因为，当物价上升时，银行体系就得提高名目存款利率，才能吸引存款人把钱继续存在银行，银行才不会因存款“失血”而无资金可贷。这一切的努力就是要让真实利率在通胀的情况下仍能维持正值。因此，更严谨地说，“物价”与“利率”间的跷跷板关系，其实是指“物价”与“真实利率”间的跷跷板关系。
35．经济的跷跷板之四：利率与股价
利率的高低其实就犹如商品的价格一般，它所代表的是资金在资金市场中的价格。有价格就必然有供给与需求的关系存在，因此，当资金的供给充裕时，资金的价格（也就是利率）就会下降，更有甚者，当银行的钱多到贷不出去时，也就是发生烂头寸(14)的情况时，利息就会降到很低，甚至银行这时还会婉拒大户的存款。
利率与经济景气与否的关系也很密切。当经济景气的时候，百业兴旺，不但货币流通与转手的速度快，老百姓也愿多花钱，也敢花钱，因此边际消费倾向增加，存钱少而花钱多的结果，会导致利率的上升。当然就工商界来说，在经济景气之时，也常会加码投资，更进一步造成资金需求的缺口加大，利率也会更加上调。相对地，在经济不景气时，不但工商界投资上的决定趋于保守，老百姓也不知苦日子何时了，因而对各项消费更是小心计较，如此一来，大家都只存钱而不花钱，结果当然就是银行会烂了头寸，让利息一降再降。
资金市场是很敏感的，它常会受到国内外经济情势的影响而发生波动，因此，许多国家对于境外资金的移入或是本国人对资金的移出都有不同程度的管制。一方面避免让国内的资金市场及股票市场受到太大的冲击，另一方面也避免让资金大幅汇入与汇出造成汇率大幅波动，影响对外贸易的正常进行。此外，资金市场也直接地受到政府财政收支情况的影响。当政府的财政不好，产生很大的财政赤字缺口时，政府大体上有三种筹钱的办法：其一是印钞票，其二是向老百姓借，其三是加税。(15)上述三种方法各有利弊。印钞票在方法上是最简单的，但它的后遗症就是通货膨胀的发生，颇有饮鸩止渴的味道。而就加税来说，在很多国家，任何加税的决定都须经国会的同意，在选票的压力下，加税是很不讨好的政治决定，常会造成政府的下台，因此也没人敢轻易地为之。在上述三种可能的办法中，就只剩下向老百姓借钱这一招了。
公债
政府要如何向老百姓借钱呢？政府借钱就如同民间借贷的做法，当然是要写借据的，如此才能手续齐备。而政府借贷最常用的模式就是以政府的名义发行公债。不论公债发行时间的长短，它都是一个“借据”，而在借据里
当然要说明利息怎么给，然后再看看国内外的资金所有者是否赏这个脸，愿意买这个公债，若愿意买，买方自然把他手上的现金拿出来换政府出的借据，若能如此，政府也就顺利地举债成功。
为了顺利地借到钱，政府的方法是很多的。譬如，公债可以以不记名的方式来发行，如此一来，它就如同一项金融商品，可以随意地在金融机构间转手。当然，利息也可以免税。除了这些可能促销的办法外，最重要的问题是，政府向老百姓借钱利息是否可以高一点，若是高一点时，民间的金融机构自然就更乐意把钱借给政府，否则公债也可能会滞销的。而当政府越缺钱、越急着向民间借时，利息当然就要给得漂亮、给得高。也就是说，要给得比民间金融机构的利息更高才行。因此，当政府需钱孔急时，它就须以较民间利息更高的利率向民间借钱(16)，如此一来，就会把民间可用资金抽走；而在民间资金也短缺的情形下，民间的利率水平也会升高，政府若要再借钱时，就须以更高的利率才能借到钱。当然，最糟糕的情形是利率呈现螺旋般上涨的态势，给社会造成很大压力。
股票市场与CAPM
另就股票市场来说，这也是厂商借重的资金来源之一。股票上市公司能以发行股票的方式，向社会大众借到所需的资金，又无须支付利息，因此会有很大的吸引力。股票投资人之所以买股票，所图的就是比较高的股利。若是股利好时，投资人就会认为把钱放在银行里定存是个不划算的理财，所以会更倾向把定存解约改投股票市场。当然股票市场大起大落的风险高，也是它高股利背后必然有的隐忧，因此，银行无风险但低利率的定存就是股市资金去留的最佳对照组。若是银行利息高，则股市的投资人就会多考虑是否到了卖股，把钱转到银行的时候了。相对地，当银行利息低的时候，钱放在银行里既然无利可图，且投资在股市里的机会成本也很低时，就有可能大举进军股票市场，而把股价给炒高了。由上述说明可知，利率低时，资金会更有可能进入股市，而使股价上扬。相反，当利率高时（有可能是政府多发公债的结果），资金可能会由债券市场回流至资金市场，而使股价下跌。
若说资金市场是敏感的，股票市场的敏感性当然也不遑多让，不论是国际市场的波动、天灾、气候异常，乃至人为炒作等，都有可能在股票市场中
图35.1 CAPM图
掀起波澜。风险高而其对应的利润也高，常常是资金市场及股票市场上共同的特性，如何能精准地捕捉这一特性也成为经济及财务管理上的重要课题。有关风险与利润彼此间关系的探讨上，最著名的分析模型 应 算 是 资 本 资 产 定 价 模 型（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 CAPM ） (17) 。 在 这 个 模 型 中 ， 如 图35.1所示，若我们把预期收益与系统性风险各放在纵轴及横轴这两个坐标上，而把各金融商品或股票的收益与风险特质一一标示在图形中
时，则CAPM预期：收益与系统性风
险间应呈正向关系。换句话说，风险越高，收益也应越高，如此一来，在把风险的因素折算（discount）完之后的收益，才能与风险低其对应的收益也较低的结果相互平衡。这样，对任何一位理性的资金所有者而言，他才能在高风险的资产与低风险的资产间取得一个合理的组合，以因应他本身在资产组合上的效用与期待。
CAPM是财务经济理论发展上的一个重要模型，虽然这一模型在实证上并没有得到很多的数据支持，但它能够说明，在其真实的世界里，市场上的各相关资产之中，在预期收益与风险的关系上，是存在很强的正向关系的。譬如，美国苹果公司的股价高，股利也高，但它其实并没有很大的风险，就是个例外，而其他相关的例子也不少。但就人类在有关面对风险及投资行为的科学性探讨上，无疑是人类在经济智能发展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综合来看，资金市场与股票市场是经济活动中重要的两个支柱，这两个支柱尽量地满足人们在资金需求与资金运用上的各种需要，因此缺一不可。资金市场与股票市场彼此之间常存在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因此利率与股价也常呈现此消彼长的跷跷板形态。(18)
36．经济的跷跷板之五：利率与汇率
利率与汇率这两个总体经济指标，分别代表资本市场与外汇市场这两个不同市场的运作，两者看起来关联性不大，但其实它们存在着相当密切的互动关系，值得注意。
以东南亚的泰国为例，曾经有一阵子澳大利亚的定期存款利息很高，是明显高于正常行情的，因此有人就会动念，把手上的泰铢（THB）换成澳币存入澳币的定存账户中，希望能多赚点利息钱。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当人们把赚到的利息钱再换回泰铢时，才惊觉，这利息的收入早已被狂贬的澳币所吞食。结算下来，不但利息没赚到，原来的泰铢换成澳币存入后，现在再换回来时，已经换不回等值的泰铢了，颇有得不偿失的感慨。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利率与汇率之间也常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
利率与汇率的反向关系
现在把上述这种关系展开来做说明。当澳大利亚因国际经济因素而致原物料及矿砂出口减缓时，这对澳大利亚的经济就会产生很大的冲击，此时，最明显的一个指标就是澳币快速贬值。举例来说，它由原先1元澳币换28元泰铢的价位贬到1元澳币只能换到25元泰铢，此时，澳大利亚政府就要开始进行澳币保卫战了，要不然任由澳币无底洞般地再贬下去，就会造成经济上很大的冲击。此时，澳大利亚政府可能采取的政策之一就是提高澳币的定存利息，用以吸引外资或是稳固本国的资金不要外流，因为在这节骨眼上，澳大利亚人可能担心，当澳币再看贬时，他们手上的澳币资金也必将随之缩水，此时是不是要抛澳币去买美元，或是买其他看涨的外币用以保值。而若澳大利亚的投资者纷纷持相同看法，澳币就会在大家看跌的预期心理下，开始大量地被抛出，从而会进一步地让澳币重贬下去，进而让澳大利亚的投资者觉得他们原先看跌澳币的预期心理是正确的，从而再度看跌澳币。这种推波助澜的预期心理，很可能就会成为“能自我实现的预期心理”，英文称为selffulfilling expectation。
在不能坐视澳币一直看贬的情形下，澳大利亚政府最直接可以去做的事情就是把澳币的定存利息提高，让澳大利亚的百姓相信，以澳币定存的方式继续自己的资产组合，应是可以保值的。再者，若是定存的利率再拉新高，那么存款就能赚到更多的利息钱。毕竟，不是有人说“富贵险中求”吗？何
妨一试。若此时澳大利亚政府把定存的利息拉得够高，不但能稳住本国的存款，当然也能吸引外资存款。此时，外资要能进来存澳币存款，不论是散户个人还是基金经理人，都须买进澳币而不是抛卖澳币，如此一来，澳币的贬值压力就随之减轻，甚而还有可能在短期内反转成小幅升值。由此可见，澳币贬而利率升，外汇与利率之间就存在着一升一贬的负向跷跷板关系。
至于上述投资澳币存款竟会亏钱的情形，我们还是以澳币和泰铢来进行说明。当泰铢换成澳币存入澳币定存账户之后，这笔钱即已卡死在澳币的资产组合中；若澳大利亚的经济持续不振，澳币仍走贬时，此时纵使澳币的定存利率再攀高峰，但这已和原先存入的定存无关，难不成要把原来的定存解约？况且这么做也未必划算。若无奈地再持有澳币定存至到期日，那时，澳币可能贬到1元澳币只能换22元泰铢，那么原先以100万汇出的泰铢本金，现在只能换回88万泰铢，若换回泰铢后的利息钱没有超过12万泰铢，当然就算是亏钱的。
上述例子是在说明利率与汇率之间的负向关系，其实这样的情景在不同环境下也常能观察到。譬如，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因正逢财政巨额赤字而必须以发行公债的方式应急，公债要能成功地发行，其利率又须高过民间的定存利息才能吸引买家进场购买，如此一来，公债的利率就会与民间的利率彼此间相互竞赛、相互“抢钱”，当然公债利率也会随着美国政府财政赤字的严重而屡创新高。在此情形下，若国外的买家被高利率吸引而想买美国的公债，他们就须买进美元才能买美国的公债，而美元被一再地买进之后，是呈升值的走势。唯在此时，美国总体经济的疲弱及出口的困难，已形成一个更大的压力来带动美元的走贬，在走贬的压力远大于升值的压力下，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时，我们看到美国的利率飞升，而此时美元相对走贬。由此可见，在这段时间，美元相关汇率与利率之间亦呈现上述一贬一升的跷跷板关系。
泰铢的惨烈战役
影响汇率的因素除了一个国家的进出口贸易表现之外，当然也与国家的外汇管制政策有直接的关系。在1997年7月亚洲金融风暴发生之前，亚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如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中国香港等，多对美元采用“固定汇率制（fixed regime）”，也就是每1美元能换多少当地的货币是固定的。在金融风暴发生前，因亚洲的经济发展快速，因此从世界各地涌入的资金很多，造成经济的泡沫现象很明显。为了让荣景的泡沫能持续维持下去，以泰国为例，它就要把利率提得更高，才能吸引更多的资金涌入。若在“浮动的汇率制度（flexible regime）”下，当外资大量涌入泰国市场时，因对泰铢的需求增加，泰铢理应对美元升值，但当时泰国是采用固定汇率制，泰铢不会升值，故无法对涌入的外资产生任何踩刹车的作用。当大量流入泰国市面的外资开始炒作泰国的房地产后，更加深了泰国经济的泡沫化。
泡沫被刺之后当然会破，而刺破这泡沫的一根针其实来自美国。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叶之后开始以提高利率来抑制通胀，资金开始重新流入美国，而在美国的利率变得更有吸引力的情况下，美元也跟着升值，当然也变得更有吸引力。如此一来，如何像魔术般能变出更多的美元来累积自己的财富，就成国际炒手的重要戏法。当时，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1930 — ）通过量子基金的炒作，把手上的大量泰铢抛给泰国的央行，以泰国政府制定的固定汇率牌价轻易地换得泰国政府手中的美元外汇，而在量子基金的不断攻击下，泰国政府手上的美元外汇被掏空了，敏感的外资嗅出这崩盘前的味道而开始逃离泰国，转入美国。此时泰国在外资逃离、外汇被掏空、国内经济的泡沫破裂之后，经济开始崩盘，最后泰国政府于1997年7月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而让泰铢兑美元大幅走低。从1997年7月风暴发生到1998年第一季度，泰铢贬了40%。
从上述泰国的例子可知，不正常的资金涌入，伴随着本国的高利率，再加上固定汇率制，已建构出本国泡沫经济的温床，而这一温床的出现及坐大，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利率与汇率之间应有的跷跷板关系被固定汇率制给切断了，从而造成经济调整上的困难。
中国香港的汇率保卫战
在亚洲金融风暴发生时，实行固定汇率制的香港也受到索罗斯量子基金的重炮攻击，差一点就无法支撑。当时，在量子基金的攻势下，量子基金开始抛卖香港的股票，再以港币套换美元，此时，香港政府是坚守1美元兑换
7.75港元的固定汇率制，故必须大量释出美元。此时，香港政府为避免香港的股市因外资超卖而崩盘，复又以其外汇基金进场去买进香港的股票，如此一来，香港的老百姓及基金经理人就不会急着抛出股票，而让局面更加混乱。当然，香港政府也祭出高存款利率来吸引港资留港。因此，当时的香港政府是两头作战两头烧，最后，在量子基金与香港政府数回合的相互攻防下，量子基金最终并未迫使香港政府放弃固定汇率，无功而退。相对地，此役香港政府花费了约150亿美元的外汇存底，也算是代价不小。事后来看，若香港政府口袋不够深，没有这么多外汇存底作为后盾，情形很可能就不一样了。
上面谈到的固定汇率制先天上的缺点，就是它切断了利率与汇率这两种“价格”之间应有的互动关系，如此一来，就很容易造成经济的失衡。这种情形就犹如我们若要同时管制两种呈替代关系产品（如茶与咖啡）的价格时，市场的交易就一定出现失衡。同样，一旦我们切断了价格与数量之间应有的跷跷板般的互动关系（价格升，买的量就会变少），武断地规定说价格不能涨，且数量不能少时，市场的交易也一定出现失衡。
现今，原采取固定汇率制的各国各地区多已采取浮动汇率制，或一定范围内的浮动汇率制，让外贸、外资与其经济活动之间能有一个比较健全的相互影响机制，从而能反映彼此之间应有的互动关系，让内生或外来的压力在彼此互通的情况下得到压力的释放而迅速地找到平衡点，如此才不会出现剧烈的震动甚或爆发危机。
37．经济的跷跷板之六：汇率与贸易
外贸对许多国家都是重要的经济支柱。就贸易的本质来说，它本来就是互通有无。既然是互通有无，当然就一定是以互利为前提，而让交易双方都能享受到贸易的好处。否则，若只有一方得利而另一方无利可图，则贸易自然就不会发生。这个道理不但适用在国际贸易上，当然也可适用在一般的交易上。
贸易的本质既然是互通有无，那么，不论是在商品上，还是服务上，也都是如此。而若互通有无的前提能够成立，那么紧接的一个重要问题便是：
贸易的结果会对贸易双方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若贸易双方是在合意的情形下进行贸易，则贸易结果应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否则贸易将难以为继。而贸易持续进行相当的时日后，又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依据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比较优势原理（comparative advantage rule）”，两个国家间贸易的发生，其实不仅在于互通有无，还在于在你有我也有之时，双方非但不会因各自都“有”而宣告中止贸易，反而是更以自己相对于贸易对象国比较好、比较优的东西为重点，来与对方进行交易。如此一来，即使是在双方都有的情况下，贸易依然能进行，并且这种贸易的结果将会进一步地带动两国间的专业分工，从而也能让贸易更为深化、更为专精。
上述说法听起来有些抽象，也好像是在做文字游戏，但其实它有着相当深的意义。具体而言，以渔猎社会中的两位勇士为例，勇士甲若去打鱼，每天可赚得100元，而若去打猎，则每天可赚得70元。两相比较，勇士甲在有限的一天之中，去当个渔夫是比较合适的。相对而言，村子里的勇士乙若去打鱼，每天可赚得70元，而若去打猎，则每天可赚得100元。同样，两相比较的结果，勇士乙在有限的一天之中，去当个猎人是比较合适的。勇士甲及勇士乙两人都既可打猎也可打鱼，但是就村里的人来说，大家既想吃山珍，也想尝海味，勇士甲在比较优势的分工原则下应去当渔夫，而勇士乙则应该去当猎人。在这一情况下，勇士甲、乙都能各安其所，分别在自己最专精的部分去发挥所长，而村里人也能尽享山珍与海味。(19)
比较优势原理的应用
勇士的故事其实与国家间的贸易是同一个道理。国家在有限的土地、人力、水资源等条件下，既可以发展农业，也可以发展工业，那么国家是否应尽量地依照勇士的做法，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在某些自己最具优势的产业上，而让国家在对外竞争上能处于一个最大的优势地位，同时，在国内的消费与福利上也能达到最高的水平？上述的比较优势原理就是现代国家贸易理论中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在此需要再进行补充的是，诚然，任何一个国家既有天然资源及人口数都可说是固定的，一时间也没有很大改变的可能性，若依比较优势原理来说，是否就得认命？是否就只能做长期以来一直在做的一些产业，而无法突破？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世界上有许多国家是能突破自己国家固有资源上的限制，而能发展出新的产业的。
以新加坡为例，新加坡在20世纪70年代，人口只有200多万，老百姓的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再者，小岛中没有任何的资源，甚至连水都必须向马来西亚购进。它的天然要素禀赋（factor endowment）可以说是很差的，如此一来，国家的发展又能有什么比较优势原理可言？在当时，新加坡政府就采取一连串的措施，其中包括善用新加坡居亚洲与印度、中东、欧洲间地理位置的优势，发展机场及海空转运，并获致很大的成功。由新加坡的例子可以看出，传统的比较优势原理竟可发挥得如此淋漓尽致——把它导向到空间、时间与地理位置的比较优势。之后，新加坡开始进一步发展金融业及相关的服务业，但此时新加坡的高阶人力是不足的，因此新加坡开始大量地引进国际金融专才，不但让他们能容易工作、容易生活，同时更能长期居留并入籍。当大量的金融专才引入之后，再配合相关金融管制措施与国际接轨，新加坡就将原来不是自己优势的金融业转变为自己的优势。而这么多在新加坡工作的优秀金融专才，自然而然地就成为新加坡在国际上相对的比较优势，因而奠定了新加坡成为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
比较优势原理不只适用于国家，也适用于个人。以上述勇士甲、乙的故事来说，勇士甲以前若只是个普通的猎人，他的技术也不差，但若与勇士乙相较，就明显地差了一截，勇士甲该怎么办？若是不力求改变，就只能一直做个二流的猎人，社会地位低，薪水也差。此时，勇士甲若是发现自己对海上天气的掌握很有心得，游泳的技术也还可以，只要把打鱼的技术再学得好一些，就是有天分的好渔夫。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这句话说得很好，也很正确。就每个人来说，他就必须早早地找出最符合个人专长与兴趣的专业领域进行发展，以及早早发挥个人在社会上与职场上的比较优势，从而更容易找到自己安身立命之所在。
汇率也是竞争力条件
在国际贸易上，决定贸易优劣势除了要素禀赋的因素外，各国政府在操作比较优势的做法上，也常把脑筋动到与要素禀赋较无关的汇率上，希望借由汇率的操作，而能让自己的国家在贸易上取得更好的竞争力。上述新加坡
的比较优势变化是缓慢的，是需要政策制定者长期努力与关注才能克竟全功。但就汇率而言，它可说是特效药，会快速地扭转国际上的“比较优势”。以人民币和美元举例来说，若某一商品的生产成本是100元，而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汇率原先是1美元兑8元人民币，因此该商品对外的报价是12.5美元，现今，若人民币升值，1美元只能换得6元人民币，人民币升值的结果，将会使该商品对外的报价调升为16.7美元。而若因国际上的激烈竞争致使国内出口厂商无法把产品的单价提得那么高，顶多只能勉力地提到16美元时，则厂商每出口一件商品就得亏0.7美元，因此卖得越多就亏得越多，但不卖就眼睁睁地看着市场被国外的其他厂商抢走，这种情形真是无奈，也让人气愤。相反，若人民币贬值，而让1美元能换到10元人民币，则同样100元人民币的商品就能以10美元的单价报出，这比原来的12.5美元更便宜、更有竞争力。如此一来，汇率与出口间就形成了一个经济上的跷跷板关系。
汇率的调整当然是把双刃剑，贬值对出口商有利，却会对进口商不利。以上述人民币贬到1美元兑10元人民币为例，出口商的报价降低不少，但进口商品如油品、奶粉等都一定会变得更贵了。此时，进口商要考虑的问题是完全跟进汇率的因素，还是部分跟进部分自行吸收？若进口商认为自己进口的商品市场需求弹性小，就可以多跟进一些，甚至全额跟进。相反，若该商品市场需求弹性大，进口商就不能多跟进，否则消费者大幅转向其他替代品时，市场就会大幅地流失。
汇率的决定有它客观的因素，也有它主观的因素。就客观的因素来说，若国家的出口旺，出口赚进来的美元减进口须付国外的美元之后，仍有很大笔的美元留在中央银行，就会造成外汇存底的累积。由于外汇存底美元的真正所有人是各相关的出口厂商，而不是中国人民银行，因此，若出口商要求把美元换成人民币在国内使用时，中国人民银行也没有拒绝的理由，只能照换，如此一来，就会造成国内人民币流通数量的大幅增加，而有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为了防止通货膨胀的发生，中国人民银行就须收紧人民币的银根，方法至少有二：其一，提高利率，让人民币回流到金融体系中，此时，利率的上升也会间接地提高出口厂商的营运成本，从而减缓其出口；其二，中国人民银行同步地以卖出美元买进人民币的方式，一方面让市面上流通的人民币减少了，另一方面也能让人民币升值。(20)
如上所述，当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之后，就会对国内的出口产生刹车的作用，从而减缓了出口，也纾解了国内通胀的压力。当人民币随着对美元的贬值而带动出口时，这是客观的因素，而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政策指导及干预下，让人民币朝升值的方向变化，这是主观的因素。因此，真实的情况是，人民币的汇率常常就在客观与主观等各种因素的交织影响下决定了它的兑换率。
汇率是个很有威力的政策工具，它会直接改变国家相对的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而这种改变也可能是长期的，并不一定都是短期的。
38．我的子弹会转弯：减税与供给侧经济学
在经济学里会出现如半圆形钟状的图形至少有两种情形，其一是在讨论效用问题时我们描述自己在消费或享用某一物品时，我们的总效用如何随我们消费数量的增加而先增加再递减，因此它会呈现半圆形钟状的图形。有关这一部分的说明，在经济学里是没有什么争议的，因此在教科书中它是标准的教材。
拉弗曲线
另一种情形是供给侧经济学（supply-side economics）中所提出的“拉弗曲线（Laffer curve）”。拉弗曲线可以说是供给侧经济学的主要精神所系。如图38.1所示，在该曲线中，它是将税收的金额放在纵轴，而将税率放在横轴，如此一来，它会建构一个半圆形钟状的图形，而这个图形就是拉弗曲线。
图38.1 拉弗曲线
由拉弗曲线可知，当税率提升时，政府的税收是会增加的，但其增加的幅度终究是有它的极限的。换句话说，政府不可能一直加税下去而仍能一直地增加税收。以更通俗的语言来说，横征暴敛的结果可能会把人民逼上梁山，哪有可能会增加政府的税收呢？因此，合理的推测是，政府的税收在某一个高点之后，就会下降，这个下降可能是因为人民认为无论再怎么努力，所得终将全部被政府拿走，因此索性不再努力种田养蚕，政府也收不到税了。当然，很高的税率也让许多纳税人有更高的逃漏税诱因，因此税收在达到一定程度后，若再税上加税，税收肯定不会再增加，甚至可能会减少；再者，若是如古代造成农民起义，那可是一角钱的税也收不到。(21)因此，拉弗曲线告诉我们税收与税率之间可能存在的密切关系，这是我们在总体经济政策的厘定上需要注意的重要关系。
课税政策的逆向思考
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出现了一次经济政策的大论战。当时，在民主党执政的卡特总统（Jimmy Carter，1924— ）任期内，美国出现了
重大的经济困难，当时的政府财政出现了很大的赤字，美国政府必须一再地提高公债利率才能借到钱，但公债利率升高了，民间的资金就少了。民间缺钱的结果就是必须把民间的借钱利息再提高才能借到钱，如此在民间与政府相互竞争的情况下，利率就不断地水涨船高，而让经济陷入困境。如何才能让美国的经济脱困而出呢？有经济学家认为，应该反其道而行。换句话说，原来加税这条路已是无路可走了，因此何不来个减税？减税后，民间的活力也会回来，如此一来就有可能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纳税的人也会增加。并且，有工作的人也会更努力地工作，不必担心自己的努力全被政府课税课光了，如此当然也有可能创造更多的税收。以财政的术语来说，减税的结果可以让税基扩大，所以税率下降的结果是，税收有可能会不减反增。
上述的逆向思考逻辑就建构了供给侧经济学的核心论述，因此在1980年，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里根就打着减税振兴经济的大旗，而一举拿下八年两任的总统宝座。之后，里根总统的副手布什副总统（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1924—2018）也当选美国总统，可见当时供给侧经济学的魅力。
跳脱框架因应当代问题
其实，供给侧经济学论述是为了在经济政策上另辟一条新路而提出来的一种新的经济政策主张。就其本质来说，它与凯恩斯当年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提出来的以政府的扩大支出来跳脱经济困局泥淖的主张有着相似之处：都是以新的、不同的思维方式来处理当前的经济问题。所不同的是，凯恩斯的经济理论提出了一个完整的经济背景理论，来说明为何传统古典经济学所主张的价格调整机制有它无法运作的困难，故有相当大的说服力，因此，有关凯恩斯的理论也多写入现代经济学的教科书之中。但相对地，供给侧经济学的主张仍未被主流的经济学教科书所采纳，而将其正式地纳入经济政策的选项与讨论中，其主要的理由至少有二：
其一，供给侧经济学所主张的减税能刺激并活跃经济，故能增加政府税收、改善政府财政，从而能有一石二鸟、两全其美效果的说法，可能过于简单及美化，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时间差，因为增税对经济的闭锁效果是立竿见影的，而减税的结果可能先反映在企业利润的增加，但不必然可快速地
反映在投资与就业的增加上，因此导致其效果不明显。相对而言，凯恩斯经济学中增加政府公共支出的主张，一旦修马路、建水坝等公共工程开工后，它的乘数效应就开始运作，因此会有立竿见影之功。
其二，降税是否真能增加政府的税收也不是绝对的，这可以以拉弗曲线来说明。若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在拉弗曲线的右侧，也就是位于该曲线最高点的右边，这表示税率是过高的，此时我们若能减税，就有可能让我们朝最高点的方向移动，税收就可能增加。相反，若我们现处于曲线最高点的左侧，这表示税率其实尚非很高，若不察就一味地开始减税，此时，依拉弗曲线所示，我们就会向左，往背离最高点的方向移动，这表示税收是会不增反减的。由上述说明可知，即便拉弗曲线是存在的、正确的，我们仍要知道自身目前所处的位置才能明白，减税这个建议是个有用的妙方，还是只是个政治上骗选票的噱头而已。
拉弗曲线的实务检验
在实务上，若要认真地探讨我们到底在拉弗曲线最高点的左边还是右边的哪个位置是一件不很容易的实证工作，因为在实务及税收的资料上，我们常常缺乏比目前税率更高的税收资料，因此要做一些精准的政策模拟才有可能知道。此外，拉弗曲线可能随着不同税的特性，而呈现不同的形状及样貌，因此也不能一概而论，如此一来，就会更加大了政策效果的不确定性。因此，无怪乎当美国里根与布什两位共和党精英在角逐共和党提名时，布什曾 批 评 里 根 减 税 救 经 济 的 供 给 侧 经 济 学 是 “ 巫 术 经 济 学 （ Voodoo Economics）”，意思是指那些动人却不实用的经济主张。不过在当时共和党上下一致地推动减税政策下，布什当时没能赢得共和党提名，只能接受里根的邀请与之搭档屈居副总统之职。在此情形下，他也只能硬生生地把对供给侧经济学的巫术意见往自己的嘴里塞。8年之后，布什代表共和党角逐总统宝座进行共和党政权的保卫战时，也只能别无他法地依循里根供给侧经济学的主张再做下去。这是政治现实，也是政治经济现实。
拉弗曲线在实务上的表现如何？减税是否真能带动税收的增加，还是如同美国民主党的批评者所认为的，它是为富人量身打造的减税呢？若以美国的税收统计来看，以里根执政8年的美国税收来说，税收是增加了近5000亿美
元的；但就布什总统任内推动的企业所得税减税政策来说，它是出现了长期税收短收，直到2005年布什连任之后，税收才显现大幅增加的变化，因此其效果常常不是立即可期的。
再以遗产税为例，各国在抢资金的过程中，若在政策上考虑把遗产税的税率由原先的40%，甚至是50%降为10%时，这个大幅的降税无疑会带动资金的回流。当然，我们也必须小心，在资金没有好去处的情形下，它就会被拿来炒房地产，造成房价上涨，此时，推动房地产实价课税及课征炒房的奢侈税等措施，无疑将是整体政策上必要的配套措施。
